那年，莫言还没有诺贝尔文学奖。

那年，巩俐二十二岁，张艺谋三十七岁。

那年，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室里，吱…吱…吱吱吱…剪辑机随着手动摇柄浅吟轻唱。哼…哼…哼哼哼…赵季平不甘寂寞的跟着剪辑机一起哼唱，灵光乍现之时，谱出火遍大江南北的《酒神曲》。

那年，柏林上空的一声霹雳，撕破了西方人对中国电影所持的蔑视与迷幻。《红高粱》为中国电影夺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级大奖——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。可以说，它是中国电影的高峰，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高峰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西安电影制片厂风雨兼程走过一个甲子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执着追梦的电影人，延续着一代又一代西影人的梦想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“好酒，好酒”的绝唱依然萦绕耳畔。黄沙漫天中，十八里坡上，如火似血的红高粱、红盖头、红轿子、红鞋子、红窗花、红高粱酒、红炉火…以及黄土地尽处的红太阳，见证着不灭的经典。

“当初拍红高粱的时候，大家在半夜都争得脸红脖子粗的，如今都30年过去了，老哥哥、老姐姐、孩子们，我真的想你们了。”《红高粱》美术杨钢老师忆起当年，依然是深情满满。

那是一个简单纯粹的时代。

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，没有所谓的炒作，选演员就是选长得像的人物。

“我奶奶”这个角色很关键，《红高粱》剧组找了好几个人选，史可也是候选人。

当年的巩俐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女学生，在中戏表演系读二年级，当时也正在中戏导演系读书的李彤向《红高粱》剧组副导演杨凤良推荐了巩俐。

面谈不到十分钟，巩俐身上那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特味道引起了杨凤良的关注。 

分别给巩俐和史可造型后，发现感觉不太一样，后来又拍了她们两段小品，最终还是认为巩俐更合适。

选择姜文也是如此，那时他已经演过谢晋导演的《芙蓉镇》了，可以算是很有经验的演员，导演组知道他演过，有意不去看《芙蓉镇》，如果看过他演的秦书田，或许就不会选他演《红高粱》中的“我爷爷”。

“想法极其简单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没有顾忌，干净得一塌糊涂”，杨凤良在一次采访中讲道。

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。

1988年，张艺谋到柏林参赛，同去柏林的还有黄健中导演和他的片子《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》，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。结果那年十一个评委全数把票投给了《红高粱》，轰动柏林，让世界看到了以前从没有看到过的中国电影。

《红高粱》在柏林电影节获大奖，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。得知消息后，张艺谋激动得一夜没睡，他说感觉就像是整个中国都在扬眉吐气地往起站！ 

影片公映后，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力，在当时一张电影票价几毛钱的情况下，票价被炒到5-10元。

片中浓烈的色彩，鲜明的电影语言惊艳了无数观众。这部电影的问世，标志着第五代导演真正走到时代的聚光灯下。

除了张艺谋，该片男主角姜文、女主角巩俐、摄影师顾长卫、编剧莫言等都堪称黄金一代的中国电影人。

它是承载着陕西梦的西影。

沿着大雁塔北广场往东，那条路的名字就是西影路，西安电影制片厂在西安的位置已不是简单的一个片厂，而是用路的形式，融入进了西安的生活，成了西安人民磨不灭的记忆。

60年岁月，无数位导演、演员在西影路508号留下了最真挚的情感和最美好的回忆。

60年岁月，被打上“西影出品”烙印的《人生》《老井》《红高粱》《天地英雄》《大话西游》等一系列蜚声中外的优秀影片，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电影高峰，抒写着中国电影的西部风尚。

60年岁月，有欢歌，有探索，亦有风雨与起落。最高峰的时候在各类国际电影节拿奖拿到手软，最糟糕的时候到了拍一部戏赔一部戏的地步，甚至一度靠卖厂牌度日。

回顾过往，西影人将植入新时代下的改革睿智，以电影产业梦想缔造西影新辉煌。

近年来，西影以电影创作生产为核心，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，构建起了良好的电影创作生产体系和电影产业生态圈，正在向“百亿电影集团、百年电影企业”的目标不断迈进。

随着丝路电影节的加持，相信未来西影还会有很多的故事，讲给我们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