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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长恨传》：元和元年冬十二月，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，鸿与琅玡王质夫家于是邑，暇日相携游仙游寺，话及此事，相与感叹。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：“夫希代之事，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，则与时消没，不闻于世。乐天，深于诗、多于情者也，试为歌之，如何？”乐天因为《长恨歌》。……歌既成，使鸿传焉。
陈鸿，籍员不详，贞元二十一年进士；王质夫生平籍贯俱不详。据陈鸿《长恨传》，他与王质夫都是因应试或读书，元和元年闲居于盩厔县，并与当时任县尉的白居易相识。仙游寺，在盩厔县境内仙游寺中。唐玄宗是希此君主，他创造了开元盛世，却又因自已晚年的荒堕，酿成了乱起仓促、贵妃死于马嵬的苦果。唐玄宗又是风流绝顶的君主，元稹《行宫》诗“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”，说明当元和之际上层、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玄宗的故事，尤其是他与杨贵妃之间的生死爱情乃至于种种“绯闻”。白居易、陈鸿、王质夫游仙游寺，三人之间的中心话题，也是这些所谓的“希代之事”。三人谈兴甚浓，于是商定由陈鸿写《长恨传》，由白居易写《长恨歌》。白居易《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》诗首二句说：“一篇长恨有风情，十首秦吟近正声。”白居易颇为自诩的《长恨歌》就是在朋友间酒酣耳热谈兴甚浓之间酝酿而成的。
陈鸿《长恨传》中说到传、歌的写作意图是“不但盛其事，亦欲惩尤物，窒乱阶，垂于将来者也”。纵观传与诗，似乎都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尤其是《长恨歌》，诗的前半部分对李杨荒淫误国持批判态度，到了后半部分，则陷入于李杨感情的纠葛之中，变成了对李杨爱情的同情甚至歌颂。究其原因，是因为唐玄宗毕竟是一代英主，他所谛造的开元盛世一方面一去不复返，一方面也成为中唐人怀念向往的理想。《长恨歌》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以当时人们的感情为依据，又加入了许多传说的成分，“市民文学”的色彩颇浓。理性思考的淡化，《长恨歌》主题的矛盾以及诗中叙写李杨燕昵之私的详悉，都与仙游寺闲谈的气氛分不开。
《长恨歌》见《白居易集》卷一二，诗长不录。
